月是故乡明。背井离乡，情非得已。几十年来，数百万中国公民，或翻山越岭，或泅渡出海，告别故土、奔向远方。四散天涯的流亡大军，是红色统治下的黑色奇景，道出绝望中的希望和追寻。

1990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，吴仁华从珠海游到了澳门。在摄氏7度的气温下，他和海浪搏击了4个小时，上岸时已是遍体鳞伤。之后，他联系上香港黄雀行动的成员，坐在渔船底仓到了香港。同年7月，这位前北京政法大学讲师，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前往美国，定居洛杉矶。

吴仁华选择流亡，是为了在海外营救因参与“八九”民运而被捕的王军涛、陈子明等人。1989年6月3日夜，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军队对平民的屠杀。6月4日早晨，他在学生遗体前悲愤地发誓“永不遗忘”。29年来，吴仁华潜心搜集“六四”死难者和戒严部队的资料，成为“六四”历史研究的权威学者。

早在吴仁华之前，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，一百多万中国人，由于饥荒、贫穷、政治迫害等原因，以走路、泅渡或坐船的方法偷渡到香港。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，史称“大逃港”。

逃港者多为农民，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、学生、知识青年、工人，甚至军人。许多人在偷渡时溺水身亡，有的被鲨鱼咬死，有的从山上摔下丧生，或被士兵开枪打死。

1967年1月15日夜，著名小提琴家、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，以5万港币的代价，偷渡至香港，转而赴美。马思聪冒险出逃，系因不堪文革期间的凌辱。他走后，其在大陆的数十名亲友都受株连，他的二哥跳楼自杀，岳母、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，他被当局扣上了“叛国投敌”罪。

马思聪在《我为什么逃离中国——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可怕真相》中写道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。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，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，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，成了漂流四方的‘饥饿的幽灵’。”

2012年4月6日，流亡海外的“八九学运”领袖王丹、胡平、王军涛、吾尔开希、吴仁华、项小吉等人发表联合声明，题为“我们希望回国看看——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”。声明表示，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。他们因为政治原因，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，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，或者被拒绝入境，总之，“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”。‌‌

女作家茉莉原是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，“六四”时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以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”判刑三年。1992年，茉莉流亡香港，后旅居瑞典。她的先生傅正明于2009年受访时表示，他们夫妻一直没有回大陆，“当然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探亲，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，和其他的一些人，回去中国之后，中国方面对他们通过国安来跟踪、请你喝茶之类的这些现象。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，我们希望的是要有尊严地回去。当然也只有中国真正的进步了，中国真正的自由了，我们才可能有尊严地回去。”

2012年4月22日深夜，被软禁在家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只身翻过了八道墙，走过十多条崎岖不平的田间沟垄，与接应者会合。之后，他在几位网友的协助下，一路辗转，逃离上百名警察和村委的监视，于4月26日进入北京美国驻华使馆。5月19日，陈光诚一家到达美国。

陈光诚来自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，他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为当地农民维权，是知名的“赤脚律师”。2005年，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政府非法强制节育和堕胎遭到殴打和软禁，2006年被判刑4年，2010年9月出狱后被软禁在家。

当地政府称陈光诚的问题属于“敌我矛盾”。陈光诚的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影机、手机屏蔽器、强光灯，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，数十人在他家周围24小时轮流把守，禁止外人来往。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，邻居若提供帮助即被威胁警告。在此期间，前去看望的中外人士多次受到拦截、殴打、凌辱、抢劫和强制遣返。

2015年6月，陈光诚律师寄语香港民众：“有一个奴役人民的政权不如没有。中共的骗术我们已经亲身体会过多年了，任何一次对它的信任结果就是被它愚弄。只要香港人们与大陆觉醒的民众携手努力，必定能争得我们的权利与自由。”

2016年10月，25岁的湖北女孩蒋炼娇逃离了中国。艰辛苦涩，贯穿在她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。

蒋炼娇自幼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，9岁那年，她跟随全家去北京天安门上访，亲眼看到警察殴打她母亲。之后父母被非法劳教，她和哥哥、妹妹也受到监控，挨饿受冻，遭人欺辱。她自述道：“十几年里，我们家频繁被骚扰、抄家，父母频繁被抓进洗脑班迫害，警察至少有五次同时绑架了我父母，每次都关好长时间。”

蒋炼娇不解：“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一个国家？如果我是外国人，我也许不会这样恐惧。”“一个很小很小的事你可能就被抓了，你手上带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去同修家一趟，把真相传单给别人，一个翻墙软件，一个小U盘，一个mp3播放器，更甚者，如果你在街上对一个人说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这样一句话，就有可能被抓，被关进精神病院，都能判你好几年，更甚者失去生命，这么大的国家容不下这么小这么正常的事！”

蒋炼娇希望，有一天，她和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地照一张全家福，不再恐惧。

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，经常可以看到举牌抗议的中国人。他们大多是家园被强拆的访民，在国内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因此到此发出抗议中共的呼声。

陈黛莉来自上海，2003年，她的房子被强拆，那是她丈夫祖父留下的房产。她状告静安区土地管理局和公安分局，结果被判败诉，上诉也被驳回。为此她成了一名访民，曾经被抓、被拘、被监控。

陈黛莉说，“在中国，上访后，不是人过的日子。可是这里（美国）吃的干净，空气干净，有人权，有民主，有自由。”

蔡文君也是一名强拆受害者，她因为上访被迫失去了工作，还被两次劳动教养，受过毒打和监控，家人也被骚扰。经常有人对她说，“回国吧，你的事情只有在国内能解决”等话，蔡文君回答：“国内能解决我就不出来了。在这里我起码能告诉全世界，中共对我家做了什么，揭露中共的邪恶。”

2018年5月29日晚，中国大陆维权人士黄燕在台湾桃园机场转机时，提出入境要求。台湾基于人道救援考量，批准安置黄燕三个月。黄燕对记者说，台湾移民署的人对她很好：“这是我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温暖。”

黄燕因为传播基督教，自2003年起遭到中共追捕，并且历经执法人员的绑架、软禁、关押，曾在狱中被殴打致流产。后来，她患上癌症却不被允许保外就医。2016年底，黄燕逃往香港，继而在泰国和印尼两地间流亡，期间仍不断遭受审问、扣留，时刻生活在恐惧中。

2019年1月，黄燕获得美国政治庇护，她对记者表示，许多流亡的中国人都历经妻离子散，“就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说不定有人在失踪，在中国几乎每分每秒都有人被失踪、被绑架。”

当代中国人的逃亡路跨越了两个世纪，汇集无尽苦难和悲痛。血泪奔波，许多人坚持走到了终点，也有人不幸中途倒下，未能踏上自由的土地。在美国、加拿大等西方国家，来自中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人数常居榜首。当最基本的权利仍然遥不可及，流浪不会停止。流亡者的控诉和呐喊，一点一滴都记录在人类文明的史册里，拷问良知。

文章来自：《大.纪.元`》，原文链接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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